编者按：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于1982年10月在广州市青年文化宫成立时很轰动——在一个婚姻观念极其保守的国度里，这绝对是改革开放的一件新鲜事物。
观念更新是改革开放的一个关键词。2008年，中国踏入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无疑是突破传统观念的典型版本，因此它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典型印记，最近频频出现在不同媒体围绕“改革开放30年”所做的专题报道里。2008年10月21日北京媒体《新京报》在“30年中国日志”里又对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作了题为《交上五毛钱，大龄青年婚介所里搞对象》的焦点报道。
作为一个新闻事件，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无疑很有新闻价值；而对青宫人来说，它有另一重意义上的价值。当年青宫人对青年的需求准确把脉，抓准青年的迫切需要，开风气之先地创建青年婚姻介绍所，解决了青年的终身大事，受到青年的拥戴，以致曾一度提及青宫，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婚介所，甚至等同于婚介所。青宫人成就了婚介所这项事业，折射了青宫人先知先觉，善于先人一步开创事业的特质，对青宫人而言，这是一笔极有价值的精神财富。
在人们津津乐道于改革开放30年得失成败的时候，青宫人已经视“改革开放30年”为事业的一个新起点，已经在着手描绘未来5年、10年的发展蓝图。
“而今迈步从头越”，这是对青宫人开创未来事业的寄语。青宫将在未来的5—10年，在深入调查研究、观摩学习的基础上，准确把握当今青少年的需求，秉持青宫人立潮头之先的勇气，大胆颠覆青宫的职能，开拓事业层面，全新创建广州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体系和志愿服务体系，为青宫的事业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链接：2008年10月21日《新京报》

交上五毛钱，大龄青年婚介所里搞对象
■新京报记者   林阿珍  实习生   林嫒媛
大厅里，坐满了男男女女。就像医院叫号一样，叫到名字的男女青年，害羞地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走进会面室，进行第一次接触。
黄子模说，20多年前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以下简称“广青婚介”)里就是那样的情形。
1982年10月底筹备、11月中旬成立的广青婚介，被称作是新中国第一家婚介所。黄子模现在是婚介所办公室主任。

●“大龄青年”问题影响安定团结
1982年11月18日，广州《羊城晚报》的头版刊出报道，“未婚青年盼望已久的广州市青年婚姻介绍所，今天上午在青年文化宫举行开业典礼，当即有一批男女青年报名。”
说它被“盼望已久”，是有原因的。
上世纪70年代末日0年代初，全国出现知青返城的高潮，在农村插队的知青回到城里已成了“老青年”。他们在农村插队时无法解决婚姻问题，回城后年龄大了，找对象自然有困难。
那时候，“大龄青年”、“搞对象”是使用频率特别高的词汇，而解决大龄青年的婚姻问题几乎是全社会的共识，会影响到全国的安定团结。
广青婚介执行所长吴沛玲还记得，当时有这么一个说法，对于返城知青，上海注重安置，北京注重工作，广州就是找对象。
在给大龄青年找对象方面，广州市有关部门确实下了工夫。
在广州市团委的牵头下，广州市十大工业局团委商定，每个局轮班组织，发起了大大小小的交谊舞、唱歌或郊游活动，给城里的未婚青年提供一个交友平台。
“那个时候，人们热衷参加集体活动，又是组织给安排的，安全有保障”，吴沛玲说，对于大龄青年来讲，参加类似的集体活动是非常时髦的事情。
但十大工业局的团委还有  自己的工作，没办法专心来解决“找对象”问题。于是，1982年11月，经广州市编委办财政局人事局联合下文，广州也是国内第一家婚介所——广青婚介成立，由青年文化宫主任兼任所长，隶属广州市团委，由市委、市政府拨专款、配备工作人员。
因为这一点，早期在婚介所登记的未婚青年，大多数是“有事业心、好学上进的‘三好’、‘五好’青年”。

●择偶要求太世俗被红娘批评教育
当然，婚介所也有自己的门槛。
广青婚介成立后设立的18条章程，现在仍保管在所里。
就像单位的名称一样，它只给38周岁以下的广州本地男女青年办理登记手续，“前来登记者，需持本人工作证”，然后再交上5毛钱。接待服务时间为每周一、三、五，会面则统一安排在周一。
每位登记的青年都要填一张“小人书”大小的资料登记卡，用一句话概括对选择对象的要求，如果写不好的话，是要被教育的。
吴沛玲还记得，有位男青年在“选择对象要求”一栏里说明“要最漂亮的”，结果被所里的“红娘”找去谈心，劝导他不能着眼外貌，关键要考虑对方人品如何、性格爱好是否默契。
还有一位市领导干部的儿子来所里准备登记时，要求给他找一个处级干部的女儿。所里没让他登记，而是对他进行思想教育，批评他“门当户对”是世俗观念，说得这位干部子弟后来都不好意思公开他父亲的名字。
每逢周末的联谊晚会，是最受未婚青年欢迎的。
女孩们打扮得花枝招展，所里的红娘们就在现场随时准备拉红线。女青年若是有看中的，便会悄悄拉拉红娘的衣袖，指一指，红娘就会为他们做介绍。
除了联谊交友之外，婚介所主要通过查卡配对。黄子模说，所里办公条件简陋，“一张桌子一部电话就是全部”，卡片摊在桌面上，未婚青年按自己的要求物色对象，再由所里组织会面。

●到婚介所登记的大多是工人教师和干部等
由于广青婚介的机关背景，“人们信任组织”，婚介所一开始就很受欢迎。有时一天就能接待500多人次，一年里，工作人员收到了近千封青年男女的信件。
所里曾经收到一名女青工的信，请婚介所代寻她所喜欢的一位男青年。原来，在4年前，她跟这位男青年在一起挖防空洞时认识，一次防空洞塌方，男青年奋不顾身救人的行为感动了女方，双方彼此产生了好感。但是工程结束后，两人各自回原单位结果失去了联系。
所里在收信的一个星期内，走访调查了广州市内各街道办事处和线索单位，终于找到这位男青年，使有情人分别4年后再次相会。
但是，在撮合情侣的过程中，也有不少让所里担心的事情。
广青婚介的工作汇报中记录着，一些青年男女被西方宣扬的“性解放”污染，初次接触就忘平所以，女青年轻易失身。还有一些人为了分到房子就匆忙登记结婚，结果婚后一个月就离婚。“青年同志精神受到了严重污染，必须进行批评教育”。
第一年，前来广青婚介登记的未婚青年有6889人，其中男士4094人，通过介绍活动同意发展的有480对，其中8对办理了结婚登记，成功率达14％。从登记情况看，工人、教师、干部还有演员、老知青占了大部分。
在吴沛玲看来，当时配对率高，跟人们的附加条件少，有很大关系。

●陈云曾对大龄青年婚姻问题做批示
其实，在各地为大龄青年操心时，国家也在“齐抓共管”。
1984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在一份反映天津市人民政府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关心30岁以上未婚青年婚姻问题的材料上写了批语，指出30岁以上未婚青年的婚姻问题不仅天津有，其他地方也有，是个不算小的社会问题。他建议中央书记处议一下，指定一个部门专门抓这项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陈云出批语的当天，要求书记处按陈云批语，印成书记处例会文件，议一议。议时请总工会、全国妇联同志参加。
后来，中央书记处讨论这个问题时提出，要在人力、物力上加强婚姻介绍所的工作，扩大它的活动场所。
接着，全国妇联书记处要求各级妇联建立“红娘组”帮助大龄未婚青年牵线搭桥。
到1984年5月底，全国大、中城市已有女昏姻介绍所53个。
当年6月20日，全国第一次婚姻介绍所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全国总工会举行。这时，30岁至40岁的大龄未婚青年，北京市有3．4万，广州市有6万，天津市有6．5万。
3个月后，《中国妇女》杂志还专门出版了为大龄青年婚姻服务的专号。

●择偶观念已经越来越多样化
当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婚介所遍地开花时，人们却不太愿意去光顾了。
在兼任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婚介行业委员会副主任的吴沛玲看来，那个时期，人们的娱乐活动变得多样化，不再热衷于集体活动。另一方面，私人婚介所开始泛滥，有婚介所利用漂亮女孩做婚托，约男士见面收取介绍费，以此牟利。
广青婚介也进入了困难时期，一度被承包给其他人管理，“但结果越做越糟”。
2000年，广青婚介重新由青年文化宫党支部托管，青年文化宫主任兼任所长，是国内唯一一所机关性质的婚介所。婚介所此后改变经营策略，开办了自己的专门网站，把站点开到了上海、北京等地，注册会员达万名。
婚介所发展至今，吴沛玲感受到的一个明显变化是，男女青年比例调了个头。各种婚介所、交友网站里，总是女多于男。在她看来，这是因为如今男性的择偶范围扩大了。以前，男女青年年龄相差五六岁就到头了。现在男的既可找比他大十几二十岁的，来个姐弟恋，又可找比他小20岁的。
她还记得，婚介所里曾经来了个80岁的老头来找对象，一开口就说要找个20岁出头的姑娘。工作人员跟他说，“这没办法办到”，谁知老头从背后腰带里抽出一份报纸，“啪”地摔在桌上说，“82岁的杨振宁都娶了个28岁的妻子，我为什么不可以”。
不管人们的择偶观念和方式如何变化，在吴沛玲看来，大家谈的还应该是感情，看重的还应该是人品。

当婚姻也可以经营时
■五岳散人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最先颁布的法律是《婚姻法》。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文化传统里，这似乎也是正常的事情。不过，由于城乡二元化的结构，以及严格的户口制度与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关系，人员流动相对较少，婚恋交友的范围总是不出生活的圈子。
第一家婚介所的成立；表面上看是政府某个机关出面下文，其实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知青的返城是一个契机，更重要的是，当时的人口开始流动。人际交往圈子扩大的同时，谈婚论嫁的对象却在减少。人口流动的原因是因为经济开始繁荣、而大家不论时间不够还是精力不足，身边多了很多陌生人，少了很多婚恋的对象。
重要的不是大家能够打破面子的约束来婚介所相亲，这个是不用打破的，媒婆这种传统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历史了。而是终于在一个正规的机构里，开始了最传统的活动。机构化应该是一个关键词，至于这是政府机关所主导，还是民间自发成立的，并无关系。
而更重要的是，终于有人从这里意识到，即使是这种最私人、原来意识中最难上得台面的事情，其实一样是可以用来形成一个产业的。要知道，当时“文革”结束不过6年，改革开放不过4年，这种意识能够出现的话，就说明不是一种启蒙后的大彻大悟，而是那种在任何地方都希望创造财富的渴望，已经在心中积存了很久，只是刚刚被释放出来而已。
有人说过，美国人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什么都做成生意。其实这话不对，是任何事本身就是生意，只是你去不去做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一个社会的改变其实是从一桩生意开始的时候，恐怕更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个社会有了如此深刻的变化。
这个行业所带来的，是一系列的发展与观念的进步，这些与经济、眼界的开阔是分不开的。从官方主导的婚介机构发端的民间机构，很快成为取代传统社会关系联系网络的方式。
在大约第一个官方婚介机构开张的15年后，网络开始有了交友的网站，更多的社会关系被重新进行了整合。从那时候开始，一次更深刻的社会关系的鼎革又走了15年，相信任何人都会说，这些年我们的社会更加宽容、更加能接受新的生活方式了。这方面的进步，都是从一个官办的婚介机构开始的。
推动社会进行变革的，永远都是利益。即使当初下文件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不妨碍利益的因素在其中起了作用。就像小岗村那十八个分土地的血手印一样，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己到底是做了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以至于其影响到前两天刚刚出台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农村改革的决定。历史就是如此的魅人，如同那些曾经走进婚介所的花样少女一样。